舞蹈诗《逆行》立足“抗疫”这一牵动世人的悲壮而宏大的现实主题，讲述了疫情爆发期，一家三代五口的坚守与选择，是一部能够让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作品。它在艺术手段上则采取了丰富的舞蹈语言与画外音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定的程度深化了作品的主旨，也突显了舞蹈诗的特质。无疑，内容与形式的高度融和，使《逆行》为弘扬时代的正能量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不愧为舞蹈诗这一艺术类型的典范之作。

文艺创作归根到底都要面对两个相同的问题，一个是为谁而作，一个是如何创作。第一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作者对接受群体的选择，也反映了他的价值观；第二个问题则直接决定了作品的价值水准和艺术高度。有关“抗疫”的文艺创作同样离不开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就以上两方面对首部以抗疫为主题的舞蹈诗——《逆行》进行阐释。

舞蹈诗《逆行》，为谁起舞？

舞蹈诗《逆行》是一部让观众看得懂的作品。对于舞蹈而言，老百姓能“看得懂”并不容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1]立场问题是艺术创作主体的根本问题，明确艺术的服务对象是艺术创作的起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它直接决定了编导要“创作什么”。在当前的舞剧和舞蹈诗创作中，以实现某种艺术理念的“实验性”剧场创作、以得奖为目的“功利性”型创作不乏少数，在这类作品中，观众的主体性地位无疑是被边缘甚至是淡化的。因此，为谁起舞也成为舞蹈创作的起点问题。一部好的作品不仅是让专家说好，还得能让观众坐得住、看得懂、心甘情愿地去鼓掌。创编于2020年4月的舞蹈诗《逆行》注定成为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全国首部抗疫题材的舞蹈诗，更是因为它把握住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文艺创作的根本性问题。为此，编导在如何勾陈、整合这场疫情中有价值的内容，如何实现舞蹈语言与表达主题的有机融合，如何把握理性与情感的维度变化等方面下足了功夫。

该剧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但是，其独特之处在于该剧的每一名观众都是“疫情”这一现实的亲历者，因此，这种来自于亲身经历的期待视野必然更为严苛和挑剔。而这无疑也增加了创作的难度，这就要求剧中每一个立在舞台上的角色都能引起观众共鸣、他们的境遇能够打动人心甚至牵动人心，而不是去塑造“医生”“警察”等生硬的符号性形象。舞蹈诗《逆行》用了10个章节讲述了一家三代五口在疫情期间的坚守与选择，充分的发挥了舞蹈长于抒情的艺术特征，处处以情动人。剧中的五口之家在在疫情来到之前如同生活中的我们一样，都沉浸在阖家团圆、笑语晏然的新春佳节之中。然而，疫情的到来却改变了一家人生活的轨迹。面对疫情，身为医务工作者的女主人公义无反顾的参加了援鄂医疗队，身为公安干警的男主人公则牺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与此同时，作品中还塑造到了快递员、外卖小哥、教师等各行各业的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选择也正是千万个抗疫一线人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是金光熠熠的“高大全”人物，而是生活在人们生活中的平凡一员。值得强调的是，作品也通过独舞和双人舞对家中老人不舍、挂念、坚强的心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一一呈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成为危机时刻国人的共同选择。也正是这种从人性的角度，以情感为基点看似寻常的创作手法，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最能打动观众。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艺术作品价值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接受群体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地体现在创作中，要通过艺术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因此，如何成功地将疫情期间国人的作为和精神通过舞蹈的形式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是舞蹈人的使命和责任，这就要实现从日常话语向舞蹈语言的转换、从当下生活向历史文本转换、从以理服人话语向以情动人的转换、从舞台媒体向现代媒体话语的转换。同时，该剧通过画外音等形式建立作品与接受者的互动、并以此强化观众想象空间的构建。如在第十章《和你在一起》的画外音中发问：“一场灾难，我们失去了什么？一场搏杀，我们收获了什么？”这一发问不仅提升了作品内涵、贴近民众情怀，还将作品的主题从叙事的层面上升到社会性的思考，在实现作品审美娱乐的同时，充分发挥艺术的“载道”功能。强化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诚如有学者所言：“舞蹈创作成为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一个存在领域，通过舞蹈创作来重述民族历史、构建国家形象、表现民族精神、论证国家合法性等，是现代国家文化现代工程的一部分。”[3]只有观众“看得懂”，作品的功效和价值才有实现的可能，舞蹈诗《逆行》在这一点上毋庸讳言是成功的。

舞蹈诗《逆行》，如何而舞？

在解决了“为谁起舞”后，“如何而舞”便成为决定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度。舞蹈诗《逆行》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首先是对抗疫精神的把握。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的本质就在其表现性，也就是说艺术对现实的反映“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模仿，也不只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4]，以感性形象实现对审美情感的唤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对所表现精神的准确把握。舞蹈诗《逆行》是对抗疫战士的礼赞，那么什么是抗疫精神呢？有学者对之进行了归纳，认为“抗疫精神”的核心内容有五部分组成，“一是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使命精神，二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三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四是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五是命运与共、共克时艰的天下精神。”[5]实际上，这也是舞蹈诗《逆行》创作的宗旨。《逆行》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艺术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寓教于乐的审美特性，通过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全过程再现了这次举国上下、勠力同心的抗疫之战，赞扬了中华儿女的“逆行”之旅。实际上，该剧的编导、导演、演员又何尝不是“逆行者”？何尝不是在为抗击疫情尽一己之力？“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就像歌曲《为了谁》中所讲“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归？”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的精神，这些精神所汇成的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可以说，家国情怀的融入，深化了该剧爱国主义的主题。需要强调的是，一部作品的精神也是其艺术价值的重要核心，是作品生命力得以延续的根本所在，内容或许会过时，但精神不会，舞剧《白毛女》《草原小姐妹》等经典作品的强大生命力无不证明这一点。

第二是舞蹈诗形式的运用。舞蹈诗不同于舞剧，它并非舶来品，而是植根于中国舞蹈文化的一种舞蹈形式。这种艺术形式非常适合表现宏大题材，上世纪60年代的《东方红》采用了歌曲、有舞蹈、有诗朗诵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革命的进程，开其先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江东将其概括为“采用音乐、歌舞、朗诵等艺术手法，全景式地表现一个恢弘的主题，形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气势。”[6]的确，这一艺术形式不拘形式束缚、较为自有写意的风格尤其适合过程性、全景式的表现宏大主题。在该剧杀青的专家研讨会上，以山东舞协主席孙晓茹为代表的专家对作品采用舞蹈诗的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直言这是该剧的亮点之一。《逆行》情节并不复杂，它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处处反转曲折又可能柳暗花明的故事，对于所表达的内容，每一个观众都不陌生，无论是吹响援鄂医疗队的集结号、女护士剪掉长发的毅然决然、口罩下深深的勒痕，还是在抗击疫情中牺牲的勇士，早已构成了观众期待视野的组成部分，从而现实地也是高于现实地展示了各个社会群体在这种抗疫战争中的生动画面。与舞剧相比，这一形式有意地淡化了“剧”的情节性和连贯性，更加突出了“诗”托物言志的作用，含蓄蕴藉、言近旨远。

第三是多元审美形态的诠释。审美形态不同于艺术风格，它指的是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审美意象的整体风格。对审美形态的把握是对艺术品价值进行分析的重要内容。《逆行》讴歌的是奋战、牺牲在疫情防控一线中的以医务工作者为代表的各行业的先进人物。在生活中，我们会将医护人员比作天使，这是因为她们纯净、温柔的灵魂美总是闪耀着圣洁的光芒。在它的映照下，懦者强，贪者廉，鄙者立，因此，这是铸就崇高世界的最本质的元素，正如学者所言：“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7]，它要有“庄严伟大的思想”和“慷慨激昂的热情”,[8]舞蹈诗《逆行》正是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情景交融的崇高世界。在该剧第九章的《生死》中，镜头外的画外音传来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没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抱定慷慨赴死的决心冲进疫场，生死该是置之度外了。刚刚听说我身边战友的丈夫牺牲了......最让我震惊的是战友早已获悉噩耗，我竟没能从她的神情上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这该是怎样的坚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将身处抗疫一线的勇士们称为“最美的逆行者”，而“最美”二字，则是对他们最崇高的心灵美的概括。剧中的丈夫因疲劳过度牺牲在自己工作岗位上，他所表现出的精神美本质上是一种爱，是父亲的爱、丈夫的爱，更是人间大爱。这种包含了牺牲与奉献的爱在审美层面上塑造了一个崇高的意象世界。这种意象在让观众情感震撼的同时，人格也得到了升华。

小结

关注现实，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自信的时代对文艺的第一诉求。舞蹈诗《逆行》以“抗疫”为题材，正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往高处说，这也是对时代正能量最具体、最生动，也是最深刻的阐释。而所谓时代的正能量，它不会产生于花前月下，其形质也绝不似云淡风轻，而是从残酷的现实中铿然而起，从善恶的交战中艰难地渗出，其中有牺牲，有血泪，更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放歌，它们共同构成了正能量强大的张力，也形成了立体的光照，从而驱逐人性的阴霾，如狭隘，鄙陋，猥琐，在精神大厦层面，为人们营造一片明朗的天，如果观赏过舞蹈诗《逆行》，就会发现这一片明朗的天就在我们的眼前！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76页。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书店，1949年，第10页。

[3]吴海清、李曼、安歌昕：《跨界舞蹈创作研究—艺术作品的舞蹈改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4]（德）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第250页。

[5]徐艳玲：《“抗疫精神”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和价值意蕴》，载 《人民论坛》2020年第5期，第44页。 

[6]江东：《舞蹈诗的困惑与前瞻》，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5年第4 期，第28页。

[7]朗吉弩斯《论崇高》，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8]同上书，第83页。

作者：杨倩 ，山东泰安人，文艺学博士，副教授，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